金易明教授：“都市佛教”刍议

金易明

当今的中国佛教界，作为一个使用率颇为频繁的词汇，“都市佛教”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上海的高校佛教研究机构，甚至已经以上海玉佛禅寺为“都市佛教”的典型案例，出版了研究专著。

作为概念的提出，“都市佛教”是在21世纪初于上海召开的“都市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学术研讨会上产生的。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了诸多学理上的质疑，由此引发了对此概念在学术上的界定。随着在辨析中其内涵日趋明确，“都市佛教”也正式成为学界的讨论范畴，成为教界时常提及的高频词汇。

何为“都市佛教”

“都市佛教”是与“乡村佛教”或“山林佛教”相对应的概念，区分两者的依据，是建立在地域因素对于佛教信仰形态的影响之上的。城市的交通中枢地位、中心市场功能，决定了其人才汇聚、信息流畅、媒体发达、高校集中、经济繁荣、意识活跃等特性，非乡村和山林所能具备。而且，上述特性在中心都市，特别是国际大都市中，尤其显著。

都市佛教这一信仰形态的形成并得以普遍认可，有其历史因素。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始于1842年的“五口通商”。上海、天津、广州等现代都市在我国的东部开埠，并带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南京、武汉等地，成为万商云集、中西交汇之地。

佛教界各宗派的大师也相继云集于此，在工商界佛教居士们的护持下，弘法传教，开拓着与以往国人传承佛教不同的新气象。都市佛教不仅有长达150多年城市发展的历史铺垫，其独特禀赋更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而愈加凸显。

都市佛教的五大特性

从佛教发展的现实考察，至少可以从宏观上把握都市佛教的五大特性。

首先，都市条件下的佛教，为寺院的自养经济供养主体的转换提供了可能性。其表现为寺院与工商阶层的接触频繁，寺院护法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力军，一般寺院的自养经济条件都相对宽裕。这是推动都市条件下佛教道场繁荣、发展的基础。

其次，佛教寺院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经营活动趋于市场化、规范化，有与寺院僧团逐步脱钩的倾向。寺院身处市场经济环境，护法者队伍又以市场经济的生力军——工商企业家为主，其经营管理模式必然对寺院经济管理带来重大变革。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已经实施的“财团法人”机构，即是对乡村佛教寺院传统家长式管理模式的变革。目前上海寺院中成立的以护法企业家为主干的“功德会”等组织，也是都市佛教寺院经济管理模式的变革之必然途径。总之，寺院经济管理在引进现代会计制度的同时，正在走向财团法人化、功德会化。在我国大陆都市中，这一过程虽然比较缓慢，但也已经有所推进，相信僧人专务弘法而无须操心维持寺院经济的时代，将会到来。

其三，都市条件下的佛教慈善事业趋于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经济管理模式的改变，自养经济的发达，工商界人士的参与，媒体的加入，使都市佛教的社会慈善事业规模和形式也与乡村佛教迥然相异。传统佛教的慈善事业本身，仅仅是在乡村中做好力所能及的善事，为村民乡亲提供一些生活的方便。但是，都市环境中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其所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赈灾、扶贫、公益事业、教育等各领域，从“希望工程”到“晚霞工程”，从“支边富民”到国际赈灾等方方面面，在直接以现金供养和布施的都市寺院，可以将慈善事业做得比主要以实物供养和布施的乡村道场更为恢弘气派，惠及更多众生和领域。台湾慈济功德会的慈善事业已经做到了“什么地方有灾难，什么地方就有慈济的身影”的程度；在汶川、玉树的地震灾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从操作层面上说，都市寺院的慈善事业实际上是在整个社会分配领域，担当着基于道义的社会再分配功能。这种分配虽然与以生产要素为基准的社会分配在原则上并不吻合，但却是确保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公正、公平和人间正常关系建立的润滑剂。

其四，文化、教育等元素在都市佛教中占有的比例显著。都市本身是文化的交汇之地，是教育的中心。随着城市教育的发展，对于佛教寺院僧团的培养，以及对于居士信众的教育熏导，其方式方法有了显著的变化。传统丛林由师父带徒弟的培养模式，逐步整合入院校培养僧团的新型教育理念和形式，这种模式在当代我国都市佛教的教育理念中，被概括为“学修一体化，学院丛林化”，也就是说既要有佛教的信仰内涵和丛林的规约，又要有现代教育的功能。同时，学院本身又受社会国民教育体系的影响，正在逐步与现代的学分制、学衔制、课程规划制等相衔接，使僧团人才的培养机制与社会高等院校相呼应，与社会人才培养的基本观念和机制相吻合。

最后，信众的基本组成上，以有一定文化水准、信仰素质、经济实力的社会中坚力量为主干。都市中人才荟萃，社会各界的精英成为佛门弟子，对佛教本身的建设、信仰成分的变化，其作用是显著的。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研究佛学，参与佛教教育事业，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水准的提升；各界知识精英向往佛法，鞭策着佛教道场自身弘法水准的提高，增强了佛教传道弘法的善巧性；企业界人士皈依佛门，不仅增强了佛教界自养经济的实力，为佛教开展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以及寺院自身软硬件的建设，包括人才引进、开展对外交往等，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界人士经济管理的理念，正逐步推动佛教道场改变传统的丛林式甚至是家庙式的经济管理模式。这种信徒结构的变化，提升了佛教界的整体素质，树立了佛教的现代形象。

诚然，“都市佛教”概念本身并不包含对城市佛教形态的褒贬之义，但都市佛教的发展，对佛教僧团及佛教信仰形态，却蕴涵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市佛教不必然地带来佛教的健康成长或如法弘传，也不必然地带来道风滑坡、信仰淡薄、势利敛财等佛教世俗化倾向。而且都市佛教同样也潜伏着使佛教违背其原旨的趋势。如过于注重佛教教育与国民教育体系的相适应，虽然有可能使佛教僧团的整体文化层次普遍上升，却也有可能忽视佛教教育的宗教信仰属性；或过于注重寺院的慈善事业和对外交往，而导致忽视寺院僧众的宗教熏陶、信仰建设，使寺院企业化、机关化；或过于强调寺院经济管理的市场化、集约化，与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接轨，而忽视寺院的特殊性，导致寺院一切向钱看，以至于对僧人投身道场的动机和目的都难以准确甄别。

对于都市佛教的研究，其意义是重大的。除弊兴利，取决于对都市佛教的审慎分析，准确把握其发展的“度”。从传统的观念出发，对都市佛教一概否认，大加批判，或从现代市场理念出发，一概肯定，盲目赞成，都是不科学和不实际的，也是违反佛陀“随缘不变”的一贯主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