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参透佛心回报社会

何云、陈兵

何：陈兵兄，近些年以来，您在佛学领域成就颇丰，不论是以一人之力独纂的《新编佛教辞典》，还是《生与死》、《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等，都颇为引入瞩目。但包括我在内，广大读者对您研究佛学的因缘，却还不甚了了。记得您原来在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在宋元明清道教和内丹学研究多所拓荒，调到川大宗教所后才“由道归佛”，成了独树一帜的佛学专家。请您谈谈自己研究佛教的缘起，如何?

陈：以佛教研究者的身份与读者见面，在我来说虽然只有十年历史，但就研习佛教而言，我大概算得上国内同年龄段的一代人中起步最早者之一。在童年、少年直至青春年华，我从学校教育和家庭影响中获取的佛教信息少得可怜。说实话，直到1978年，我才生平第一次见到尚穿着僧装的和尚。读兰州大学中文系期间，我也曾在文科阅览室里翻阅过一些佛经，但因“善根太浅”，并未引起兴趣，当时的我，正全身心浸淫于新旧诗歌和马列经典中。直到走上社会，快到而立之年，才想起关注几乎无人关注的佛教。那时我在新疆的一个小县城呼图壁(后来才得知此县名的蒙文原意为“有鬼的地方”)，在县文化馆当“文艺辅导员”。经过“再教育”的洗礼，饱尝了社会动乱和自心动乱之苦的我，在半仙似的闲适、孤寂生活中，幸运地获得了反省社会人生的闲暇。多少次孤独地仰望戈壁滩上那极为广阔深邃的蓝天，使我从“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中清醒了过来，思索起人的存在和人与宇宙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某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多番体会，的确如此。然而，受社会关系制约，则不得自由、心有痛苦，如此人生，意义何在;剥离了社会关系，我人岂不便成了子虚乌有?我想起了庄子所说的“真人”，只有发现那不受条件制约的“真宰”，才能算作真正的人。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我们这个星球，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我人短暂的一生，在这小小寰球上，渺小得不可为喻。无限时空中，有没有高于地球人类的生灵?有没有获得永恒安乐的生命，成为“真人”之道?如此思索时，我想起了曾经听说过的佛教，生起了从佛经中寻找答案的欲望。我所管理的藏书库中，正好有一箱“文革”中没收的佛经，于是，我时而抽取几本，藏在枕头下，在夜深入静之时，偷偷攻读起这些禁书。

何：这么说来，您是带着解决人生终极关怀的问题而钻研佛学的，并且有一种反潮流的独立精神。后来，1978年您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宗教学，是以解决人生存在问题为目的了?

陈：是的，但不仅如此。研读佛经两三年后，我曾立下一个誓愿，佛典浩瀚，名相纷繁，很难读懂，而其实只说得一个道理。我决心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参透这个道理，化艰深为平实，用现代语言写成一本书，回馈于社会，使世人容易了解佛法。那箱佛经，不能满足我一窥全部佛藏的欲望。但在那时，找到佛书比找到黄金还难。记得我为看到《大乘起信论》的全文，专程从新疆跑到西安兴教寺，花整整一夜工夫匆匆抄了一本。考研究生到北京，是研读佛藏难得的机会。世宗所图书馆是国内收藏佛书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我如鱼入水，一头扎了进去，一读便是十年。我的专业是道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道教也很有兴趣，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之策，其实主要工夫一直下在佛教上。

何：听说您的学习方法特殊，是“解行相应”，还经常打坐，是否如此?

陈：确实如此。在京十年，我几乎天天都是“半日读书，半日打坐”，打坐是修习禅定，修过净、禅、密等多种禅法，虽未能入定发通，也颇有切实体会。我对佛学的理解，大部分是从打坐与平时观心中得来。种种疑结，在打坐中自然一个个解开，慢慢理解了经书上为什么那样说，看到了佛菩萨、祖师大德们的用心，对于全体佛学自觉能融会贯通，握其枢要。天台宗强调得“圆解”为修行的起点，我认为佛教研究也应以“圆解”为起点、基本功，以自心参透佛心，读懂佛言祖语，才有资格评判议论。一知半解便大谈佛法，横加褒贬，是对真理、对世人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作为现代人，若只是阅读佛书，很难真正读懂。我自己除读了半数以上的佛藏、三分之一以上的道藏外，从一开始就围绕所带的问题，看了不少中西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心理学、史学、中医学等方面的书，与佛学作比较研究，这其实极有助于对佛学的现代理解。此外，我还将学与问结合，参访、请教过不少师长。

何：您参访过哪些大德，对您影响最大的有哪几位?

陈：在佛教界，我请教过的大德有巨赞、明真、正果、妙善、清定、海灯、海山、观空、法海、圆彻、黄念祖、徐恒志、郭元兴、郑颂英等，其中我最感激的是巨赞法师和法海喇嘛。巨赞法师教我从《大智度》、《瑜伽师地》两大论入手，通读三千卷以上的重要经论。他介绍自己的学习方法，一是作笔记、写心得，二是提出问题，写成条子贴在墙上，一个个去解决。法海喇嘛给我直指了禅宗和藏密的心要，解答了不少有关见地和修证的关键性问题，在学术界，对导师任继愈先生强调认真读通原典、先打好基本功而不要急于撰文著书的教诲，我至今尚深为感激。黄心川、杨曾文二位老师有关治学方法的指点，对我也很有启发。王沐老师对内丹学的详细讲解，对我研究道教帮助极大。愧我学术无成，对老师们的回报太小。

何：据我所知，学术界的朋友们评论，您在佛教研究上自成一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那么，您认为您研究佛教的理念是什么?

陈：我本无意于当学者，虽然庸钝，但不甘心于做关在象牙塔里啃一辈子书本的学术匠人，尽管我很敬重那种人。佛教学术研究，始于近代的欧美日本，是用研究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尤多用治吏、治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方法研究。研究者遵循约定俗成的方法，多为研究而研究，或者为名利、为个人兴趣而研究，其研究工作多与社会生活、佛教现状脱节。对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和成果，我不敢贸然否定，但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起码具有局限性，片面性、不科学性。对佛教这样一个关涉修证实践和身心世界秘机，具超科学、超宗教、超哲学性质的独特文化现象，仅仅用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是难以如实认识其庐山真面的，甚至可以说这种研究方法根本上是错误的，至于用一种现有哲学观去套佛学，则更显主观。

用这种方法研究的成果，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专业同行关注，社会效益太小，而且往往有伤害佛教徒宗教感情的负面社会效益。我以为，佛教研究者应是在佛教与社会民众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文化人，身负有向社会民众如实介绍佛学精华、从而促进文明建设和佛教改革的文化使命、教化责任。佛学有纵观文明大本、人生大本的清彻智慧，对身心世界的秘奥有独到的认识，倡导慈悲勇猛的高尚精神，以解决具永恒性的终极关怀为本而施设社会教化，具有永恒的生命和巨大的教化功能，对重铸民族文化心理、振奋民族精神，尤为需要，在未来世纪的文化重建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研究和写作、教学，可以说都出于一种自发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说：“很多人的书，是用头脑写的，而读您的书，感觉到是用心灵写成”，此可谓知音之言。南怀瑾先生说：“一篇文章下来，若无补于世道人心，誓死不做!”我虽未必能做到，而时常以此言自励。我之所以以此理念研究、著述，出于我个人多年从佛学中获得利益、提高了精神境界的深切体会和时时观察社会弊病而不断生起的文化责任感，总之，以促进社会文明建设为出发点研究佛教，撰文著书，是我的基本理念。我把撰文著书作为一种交朋友、结善缘的“方便”，动笔之前，皆先祝愿：愿见闻获益，启迪智慧，利乐众生，共证菩提。

何：我想，这是一根“红线”，可以见诸您的《佛教气功百问》、《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生与死》、《新编佛教辞典》等大作，及以“佛日”、“明晖”等名字在《法音》等佛刊上发表数十篇大论，它们的视角各异，但都深受读者欢迎。现在，您研究什么课题?今后有何打算?

陈：我本来反对写得太多，目的在将浩瀚佛典浓缩而又浓缩，写好一本书就足够了，想不到一写起来，便收拾不住，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实在罪过。所写的东西，多是在稿约逼迫下匆促赶成，不过从现代文化角度对佛学的一般知识作了梳理介绍而已，深度和通俗度都很不够，无多大学术价值，未能尽好责任，深以为愧!我目前承担国家教委两个课题：“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和“佛教心理学研究”，前者只完成多半，后者正在准备，另外还拟有七八篇佛学义理方面的论文题目。这些工作完成后，我决心洗手不干，花十年时间自我充电，在静坐中从容不迫地研究佛法与人生真义。但愿天公假我以年，能得更上三层楼，以更好的成果回报社会。今天话说得多了，难免有自吹之嫌，敬请学兄和读者海涵。

何：谢谢。希望早日和读者一起读到您那“写好一本就足够了的”一本书。我想，那也许真是一本书，但也可能就是您这位仁兄“这一个”人了!

(原载《佛教文化》199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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