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教授：中国20世纪佛学研究的成果
发布时间：2024-11-25 16:26:46作者：大悲中国20世纪佛学研究的成果
陈兵
20世纪初以来，随整个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研究风气之大开，及佛教复兴运动的掀起，佛教学术研究(时称“佛学研究”)一度勃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当时文史哲领域的一流学者，如胡适、陈垣、汤用彤、陈寅恪、蒙文通、李石岑、冯友兰、熊十力、方东美等，无不参与佛学研究。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的僧俗学者，阵容更为庞大。50至70年代末，佛学研究在中国大陆陷入低潮，“文革”十年间几成绝响，仅在1974年有一篇佛学论文发表。70年代末以来，随改革开放，文化春潮澎湃，佛学研究再度掀起高潮，日趋兴旺。据粗略统计，近百年间，仅佛教界创办的发表佛学论文的刊物，总数达200种以上； 进行佛学研究及培养佛学研究人才的专门机构如“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三时学会”等，在60家以上；参与佛学研究的教内外学者多达数百名，出版的佛学专著多达数百种，发表的佛学论文在万篇以上，成果可谓丰硕。
一、佛教史的研究编写
中国汉、藏两系佛教，都有注重撰写僧传教史的传统，现代佛教界承此传统，僧俗中颇有人从事佛教史传之编写。僧人中成果最著者为震华(1908—1942)，他短促的一生，留下了《僧伽护国史》、《续比丘尼传》、《东渡弘法高僧传》、《入华求法高僧传》、《清代佛教年鉴》、《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夹山志》、《泰县佛教统志》等20多种著作，多数属佛教史传。可惜因过度勤奋，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妙舟所撰《蒙藏佛教史》(1935)博采各种文献，对佛教从初入西藏、蒙古直至民国初期的传播历史作了叙述，于历代政府的蒙藏政策、诸大呼图克图的转世系统及重要藏传佛寺，记述尤详。敦珠上师的《西藏古代佛教史》(刘锐之、明珠译)，为藏族僧人所撰的本地佛教史，书中有很多佛教内部的传说和史料。东初法师的巨著《中国佛教近代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皆为开拓性的著作，内容颇为丰赡。圣严法师的《世界佛教通史》第一篇《印度佛教史》，运用近代治史方法，采纳海内外研究成果，为一部具近代学术水平的印度佛教史教科书。
在居士界，曾任武昌佛学院教授的史一如(1876—1925)，曾编过《中华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国佛教史》作为该院教材，大多据日人著述编译而成。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1940)为现代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汉传)佛教通史，该书虽仅十余万字，而内容相当丰富，史料颇为翔实，按中国佛教传布的四大阶段，分为肇始(汉—西晋)进展(东晋南北朝)、光大(隋唐)、保守(五代—清末)四章，依次论述各阶段佛教状况、政教关系、宗派分化、佛教与外道的关系，对各时期佛教思想的要义及其间传承衍变的关系，叙述颇为精当，在今天看来仍具学术价值，被不少佛教院校用作教材。周叔迦的《印度佛教》、《中国佛学史》、《中国佛教史》三种教义专著，系浓缩多年积累的史料而撰成，“虽称简史，而内涵丰赡，论断精审，自成一家之言。”(注：《周叔迦佛学论著集》苏晋仁序言。)中国佛协编《中国佛教》是为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撰写的辞条，出于教界一流学者吕chéng@①、法尊、黄忏华等人的手笔，其第一册《中国佛教史略》、《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中国佛教宗派源流》及第二册中的《中国佛教人物》，可当作一部中国佛教史来读，其内容甚为丰富，涵纳了许多多年研究的成果。
中国佛教史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佛学研究的重心所在。国内第一本《中国佛教史》出版于1922年，系蒋维乔据日人境野哲的《支那佛教史纲》译撰，有所订正增补，为国人所见首部以近代治史方法撰写的中国佛教简史。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上最有威望的学者是汤用彤(1897—1964)，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受到中内外学者的广泛好评，胡适赞为“最有权威之作”(注：《胡适的日记》下册。)，谓其方法细密，处处注重工具，麻天祥称此书之问世使中国佛教史“才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登上学术舞台”，“至今治斯学者，无不取之为蓝本而只能在其原有的间架上有所增益”。(注：《汤用彤评传》页88、90。)汤氏的另一著作《隋唐佛教史稿》(1982年)，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大学讲课的讲义，勾画出了全盛期中国佛教的框架。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其《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二书，引用大量史料、碑记，考证精严，并寓以抗日救国之深意，其《释氏疑年录》则据大量文献考定自晋至清初2800名僧人的生卒年，至今犹为治中国佛教必备的工具书。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拟出8卷，1981年出第1 卷(东汉三国)，现出到第3 卷(南北朝)，该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国内外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内容相当丰富。郭朋自1980年以来陆续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后来又将上四书主要内容缩编为《中国佛教简史》。日人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通史》，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中译本。
开现代禅宗史研究之先河者，为著名学者胡适。他于1922年以来，先后发表过一系列禅宗历史考辨的文章，其中重要者有《禅学古史考》(1928)、《楞伽宗考》(1935)、《菩提达摩考》(1927)等，文章中提出了对早期禅宗史的独特见解。释印海译日人孤峰智灿的《中印禅宗史》，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禅宗历史的概略。日人忽滑谷快天的《中国禅学史》虽早已由朱谦之译出，但直到90年代才得以出版。印顺的《中国禅宗—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系统论述从达摩经东山法门发展至南宗禅的历程，是书使作者获得日本的荣誉博士。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1993)，系统叙述了禅宗从形成到清初“终结”的历史。冯学成等编的《巴蜀禅灯录》(1992)为首部系统的地方禅宗史料长篇。台湾学者关于禅宗史的著作有褚柏思《中国禅学史话》等。
在其它宗派方面，研究较多的数密宗，50年代以前，有王慧兰译出日人伊藤弘宪等撰的《真言宗小史》印行。吕建福著《中国密教史》(1995)，是系统叙述密教在中国传播历程的开拓性成果，内容包括唐代密宗、元明清藏传密教及近代密教的复兴。蓝吉富主编的《云南大理密教论文集》(1990)收录了有关滇密的研究成果，其中论文大部分是大陆学者撰写。张锡禄《大理白族佛教密宗》(1999)是研究滇密的力作。周一良《唐代密宗》(1996)收集了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多篇论文。台湾黄英杰编的《民国密宗年鉴》(1995)为研究现代密教复兴的重要史料，书中所附《台湾地区四十年来密宗的变迁》是一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台湾现代密教的论文。密教研究的重要论文还有黄心川《中国密教印度渊源》、吕建福《关于密教研究的几个问题》等。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和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方面，成果相当可观。80年代后期起，台湾江灿腾陆续出版了《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1992)、《现代中国佛教史新论》(1994)、《20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1995)等著作，其极富开拓性、原创性、持论公平、思想深湛获得海峡两岸学界佳评。大陆近十几年来出版的近现代中国佛教史方面的专著有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1988)、高振农、刘新美《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1990)、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1992)、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1994)、于凌波《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1995)、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1998)等。 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1998)第四部分收有近现代佛教史料14 种，近现代中国佛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蒋维乔《十年来之中国佛教》(1924)、楼宇烈《近代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其评价》(1988)、张春波《简论中国近现代佛学的地位与作用》(1989)、何建明《民初佛教革新运动述论》(1992 )、 蓝吉富《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1990)、陈兵《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1997)、邓子美《中兴与嬗变——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及其启示》(1997)、李向平《近代中国佛教僧教育的开拓》(1997)、黄夏年《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研究》(1997)、傅教石《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五次大争辩》(1992)等。关于地方佛教史研究的专著有史金波《西亚佛教史略》(1988 )、 胡思厚《甘肃佛教史》(1993)、韩溥《江西佛教史》(1995)、邓子美《吴地佛教文化》(1996)、释永明《香港佛教与佛寺》(1993)等。
随藏密之东渐，自30年代以来，藏传佛教史的研究成为学界佛学研究的热门之一。李翊灼的《西藏佛教史》(1933)是国内首部西藏佛教简史。此后有法尊《西藏佛教史》、恒演《西藏佛教略记》等印行。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藏佛教的首部专著。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功力更见深厚。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则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写成，西藏社科院宗教所出版有藏文版《西藏佛教史》。藏族青年学者索南才让完成了《西藏密教史》(1998)专著。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西藏佛教历史》收有相关论文20余篇。藏传佛教史方面的藏文名著《佛教史大宝藏论》、《宗教流派镜史》、《红史》、《青史》、《主巴白莲教法史》、《格鲁派黄琉璃镜史》、《萨迦世系史》、《雅隆尊者教法史》、《直贡法嗣》等，及米拉日巴、阿底峡、岗波巴、玛尔巴、热穹巴、宗喀巴等祖师传记，也相继被译为汉文。
关于域外佛教史，自30年代以来陆续译出的专书有日本岛地墨富等的《三国(印、中、日)佛教略史》、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渥德尔《印度佛教史》、查尔斯·埃里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爱宕显昌《韩国佛教史》、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两千年史》、佐佐木教悟等的《印度佛教史概况》等。中国学者撰写的域外佛教史专著，有吕chéng@①《印度佛教史略》(1935)、周叔迦《印度佛教史》、杨曾文《日本佛教史》(1995)、净海《南传佛教史》、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略》等。
近百年来，中国佛教内外学者在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可谓成果巨大，基本上厘清了其兴衰衍变的规律和历史教训，揭示了佛教传播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关系，对中国佛教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讨论考辨，对历来暗昧不明的西夏佛教、滇密、藏传觉朗派等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二、佛教思想、思想史的研究
对佛教教义、思想及思想史历程的研究，百年以来一直是佛学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用近代方法综述佛教思想者，为谢无量的《佛学大纲》(1916)一书。该书介绍了佛教创立及流传的简史、中国佛教十宗概况，将佛教教义分为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三大板块予以论述，为一本较好的佛学概论。继之，梁漱溟在其《印度哲学概论》(1919)、《东亚文化及其哲学》(1922)二书中论述了佛家思想，提出了佛法非哲学、佛法是无神论的独特见解。此二书享誉一时，对国人尤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佛学发生过不小的影响。此后陆续问世的佛学概论著作，有蒋维乔《佛教概论》(1930)、太虚《佛学ABC》、《真现实论》(1930 )，黄忏华《佛学概论》(1935)、王恩洋《佛学通释》(1946)、印顺《佛法概论》(1949)、郑金德《现代佛学原理》(1982)、正果《佛教基本知识》(1982)、林传芳《佛学概论》、黄公伟《佛学原理通释》、方立天《佛教哲学》(1986)、陈兵《自净其心——重读释迦牟尼》(1998)等。国外学者的同类作品陆续译出者有上野井清《佛教哲学》(张绂译，1925)、迈格文《佛家哲学通释》(江绍原译，1927)、木村泰贤《原始佛教思想论》(欧阳瀚存译，1970)、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观》(潘桂明，业露华译，1986)等。研究佛教思想的论文为数甚多，结集成集者有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4)、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1982)、张曼涛《佛教思想文集》(1980)、霍韬晦《绝对与圆融》(1986)、《法尊法师论文集》(1990)、印顺《妙云集》及台湾佛光山1978—1996年的《佛学研究论文集》年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1997)等。概述中国佛教诸宗思想的专书有杨文会《十宗略说》、黄忏华《佛教各宗大意》、周叔迦《八宗概要》、高观如《佛乘宗要》等。教外学者中，任继愈首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教思想之先河。
在佛教思想的专宗专题研究方面，20世纪上半叶以法相唯识学的研究最为热烈。阐述唯识思想的著作，有太虚《法相唯识学》(1938)、王恩洋《唯识通论》、黄忏华《唯识学轮廓》、周叔迦《唯识要义》、梅光羲《相宗纲要》、梁漱溟《唯识述义》、熊十力《新唯识论》、吴汝钧《唯识哲学》、徐典正《唯识思想要义》、杨白衣《唯识要义》等一二十种。印顺的《唯识学探源》一书，溯唯识思想之源于原始佛教，是一本关于唯识思想研究的上乘学术著作。研究唯识思想的论文颇多，重要者有欧阳渐《唯识抉择谈》、太虚《阿陀那识论》、《论法相必宗唯识》，法尊《唯识三十颂悬论》、《驳欧阳渐辨虚妄分别》，福善《安难陈护四分义之看法》、《地摄两系与奘系法相》，守培《唯识新旧两译不同意见》、梅光羲《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刘洙源《唯识学纲要》、景昌极《见相别种辨》、《唯识今释补义》、缪风林《唯识今释》、熊十力《唐代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蒙文通《唯识新罗学》、霍韬晦《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等。
在印度佛教思想研究方面，印顺的《中观今论》、《如来藏之研究》(1981)等著作，对大乘中观、如来藏二系学说的渊源与义蕴作了深入研究，影响不小。惠敏的《中观与瑜伽》论述了空有二宗的宗要。演培《佛教的缘起观》、《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观》论述了早期印度佛教思想。郭良yún@②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1997)是一部用巴利文原典研究始佛教的佳作。李明芳《大乘佛教思想研究》、陈兵《生与死——佛教轮回说》(1994)、永明《佛教的女性观》、昭慧《佛教伦理学》(1995)等书，分别论述了佛教思想的某一方面。牟宗三《佛性与般若》比较西方哲学论述了佛教的佛性与般若学说。赖永海《中国佛性论》(1988)以范畴为线索，论述中国佛性思想内涵及衍变。
在天台宗思想的研究方面，有圣严《大乘止观法门研究》、陈英善《天台缘起中道实相论》、王志远《宋初天台佛学窥豹》(1989)、曾其海《天台佛学导论》(1993)等专著。研究华严宗思想的专著有方东美《华严宗哲学》、李世杰《华严思想要义》等。研究密教的专著有持松《密教通关》(1936)、根造编《藏密发凡》(1953)、陈健民《大手印教授抉微》、尕藏加《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1992)等。研究净土宗思想的专著，仅有台湾廖阅鹏的《净土三系之研究》一书。关于佛教教义及中印藏诸宗思想的论文极多，不胜枚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禅宗研究成为中国大陆佛学研究的热点，至今尚未降温，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最多。在禅宗思想、思想史方面，陆续出版的专著有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正果《禅宗大意》(1986)、贾题韬《论开悟》(1986)、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1990)、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992)、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1992)、徐小跃《禅与老庄》(1992)、邢东风《禅悟之道》(1992)、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1995)、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1997)等一二十部，台湾学者的此类著作有陈荣波《禅宗阐微》(1992)等。
关于佛教思想的通史类专著，以吕chéng@①《印度佛学源流略讲》(1979)、《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76)二书最见功力，乃据作者在佛学研究班的讲稿整理而成，被很多学校采用为佛教专业研究生的课本。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1986)概述了从原始佛教思想史到中国近代的佛教哲学，郭朋的《中国佛教思想史》(1995)是讫今为止卷帙最大的中国佛教思想通史。郭朋还与廖自力、张新鹰合著有《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1989)，同类著作另有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1991)、李向平《救世与救心》(1993)。吕chéng@①的《西藏佛学原论》(1933)是藏传佛教思想方面的开创性著作，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史纲》(1996)则为藏族学者用汉文所写的一部较为系统的藏传佛学通史，班班多杰还著有《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1996)一书。
如果说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属佛教“三学”中慧学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那么戒、定二学的研究则相形薄弱。戒律学方面的专著，只有圣严《戒律学纲要》和真慧《七佛通诫偈思想研究》二书，这方面的论文为数亦不多。定学方面，南怀瑾的《禅观正脉研究》(1989)阐释了《禅秘要法经》所述小乘禅法。南氏的《禅法蠡测》(1955)、《如何修证佛法》(1989)二书，运用现代生理、心理、物理学知识，联系密法、丹道、气功，从实修的角度，对禅宗之禅法作了深入阐发，被誉为佛教修持法的力作，在海峡两岸影响较大。陈健民的《禅海塔灯》亦属同类著作。陈氏在国外用英文口述的《佛教禅定》一书，从实修角度对佛教显密禅法作了系统阐述，该书中译本已在大陆出版(1997)。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1992)一书，从气功人体科学角度，对佛教诸宗的禅定之学及禅定与东方文化、当代“人学”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
在佛教人物思想的专题研究方面，陆续出版的专著有方立天的《慧远及其佛学》(1984)、《法藏》(1991)，田光烈《玄奘哲学研究》(1986)、杨廷福《玄奘论集》(1986)、涂艳秋《僧肇思想探究》、果详《紫柏大师研究》、邓克铭《大慧宗杲之禅法》、见正《印光大师的生平与思想》、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郭朋《印顺佛学思想研究》(1991)、江灿腾《太虚大师前传》(1993)、陈慧剑《寒山子研究》、潘桂明《智@③评传》(1997)、张风雷《智@③评传》(1995)等。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为数甚多，论文集有黄心川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1995)、霍韬晦主编《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1990)等。
随法相唯识学的一度复兴，与此学密切相关的佛家因明学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再次掀起高潮，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谭戒甫等名家竞相研习因明，将其与中国名辩学作比较研究。吕chéng@①的《因明纲要》(1926)为现代首部因明学的通论性专著。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1926)虽有失误，而基本删注得当。语言学家陈望道的《因明学》(1931)为首部以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通论。名作家许地山的《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1931)是一篇长达6万字的论文， 乃当时因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虞愚也有题为《因明学》的专书出版。逻辑学家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在逻辑学和因明学的比较研究方面，被誉为“至今没有一本著作可以与之媲美。(注：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页213。)陈氏还著有《因明入正理论疏悟他门浅释》。50 年代以前关于因明学的著作还有太虚《因明概论》、周叔迦《因明新例》等。50年代以后，因明学研究在学术界仍然相当兴盛，有石材《因明述要》(1981)、沈剑英《因明学研究》(1995)、霍韬晦《佛家逻辑研究》、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1996)及《因明论文集》(1992)、《因明研究—佛家逻辑》(1994)论文集等著作出版。
50年代后因明学研究的新气象，是对汉传佛教界一向十分生疏的藏传因明学研究的兴起。60年代初，吕chéng@①《西藏所传的因明》和法尊《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二文，对藏传因明学作了介绍。此后，藏文因明要典《正理滴论》(王森、杨化群各有译本)、《集量论》(法尊译)、《因明七论入门》、《因明学启蒙》、《因明学名义略集》、《量学》(以上皆为杨化群译)、《量理宝藏论》(明性译)等，相继译汉出版。杨化群《藏传因明学》(1990)、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1994)二书，对藏传佛教因明学作了系统介绍。
三、佛教文献、制度、文化等的研究
佛教典籍文献的整理研究，作为弘扬佛法和发扬传统文化之要务，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为教界、学界佛学研究的重点。《频伽大藏经》、《普慧藏》、《中华大藏经》、《大藏经补编》、《佛光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佛教全书的编纂，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是本世纪佛教文献研究的重大工程。海峡两岸各自编集的《中华大藏经》，至今尚未完工。方广@④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收录多种历代藏经未收的佛教文献整理本，附有研究论文，于1995年出版了第一辑(已出三辑)。用新发现的敦煌文献、赵城金藏等古本及梵文、巴利文、藏文等文字的佛典校勘补遗，是20世纪佛典整理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金陵刻经处选编的《藏要》，其选择、校勘之精审，为识者所赞赏。
在佛典的注释今译方面， 重要成果有江味农《金刚经讲义》(1940 )、太虚《瑜伽真实义品讲要》、《辨中边论颂释》、《唯识三十论讲录》，蒋维乔《大乘广五蕴论注》、圆瑛《楞严经讲义》(1951)、南怀瑾《楞严大义今释》(1960)、《楞伽大义今释》(1965)、成观《楞伽经义贯》(1987)、韩清净《瑜伽师地论披寻记》、《唯识三十论诠句》，梅光羲《因明人正理论节录集注》、范古农《八识规矩颂贯珠释》、《观所缘缘论贯珠释》，郭朋《坛经校释》(1983)、方立天《华严金狮子章校释》(1983)、韩廷杰《三论玄义校释》(1985)、杜继文《大乘起信论今译》(1991)、 黄念祖《大乘无量寿经解》(1981)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重要佛典的今译今注8种。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有《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数十种佛典的今译今解。
在佛典的考据、辨伪、校勘方面，教内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起信论》、《楞严经》的真伪之辨，为20年代以来佛典考辨的热点，卷入了很多人，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论辩直到20世纪末还在进行。周叔迦有《大藏经雕印源流记略》、《房山石刻大藏经丛考》、《宋元明清译经图记》、《北平图书馆藏西夏藏经小记》、《汉文大藏经中大乘经分类法的商榷》等有关佛典研究的论文发表，其《释典丛录》对180 余种佛典一一作了考据、评论。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一书辨析考证了35种文献的版本、源流、作者、内容等。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的研究》对印度早期佛典的形成作了细致的研究。吕chéng@①《佛典泛论》收集了研究佛典的有关论文。中国佛协编《中国佛教》第三、四辑《中国佛教典籍》对132种佛典作了提要，皆出名家手笔。陈士强《佛典精解》(1992 )对226部佛典作了详细的考据、提要。 关于佛典研究的专著有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道安《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方广@④《佛教大藏经史》(1991)、杜斗城《北凉译经论》(1995)等。佛典目录方面的专著有吕chéng@①《新编大藏经目录》(1983)、黄显铭《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1993)。
在佛教制度研究方面，周叔迦《法苑谈丛·佛教的制度》对中国佛教的四众弟子、寺院建制、管理制度、法事仪式等首次作了介绍，考证了其源流变革。南怀瑾《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1975)首次对禅宗的丛林制度作了系统研究，论述了其与中国宗法社会、中国文化、帮会社会的关系。
80年代后期以来，大陆佛学研究出现一股“文化热”，将佛教看作一种文化，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著作，有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988)、苏渊雷《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88)、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序记》(1990)、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1991)、中华书局编《佛教与中国文化》(1990)、赖永海《佛学与儒学》(1992)、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1995)、王尧、陈楠主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96)论文集等。
在佛教与文学方面， 孙昌武陆续出版了《唐代文学与佛教》(1985)、《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禅思与诗情》(1994)、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1996)等著作论述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专著还有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1988)、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1991)、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词》、张伯伟《禅与诗学》(1992)、周@⑤楷《中国禅宗与诗歌》(1992)、姚仪敏《盛唐诗与禅》、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1997)等。
在佛教与艺术方面，周叔迦《法苑谈丛·佛教文化艺术》对佛画、佛曲、寺塔、石窟、金石文物等首次作了介绍考证，他还有《漫谈佛画》一文发表。此后，关于佛教艺术的专著有刘长久等编《大足石刻艺术研究》(1985)、罗哲文《中国古塔》(1985)、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1987)、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1987)、《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集》(1984)、丁明夷、邢军《佛教艺术百问》(1988)、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991)、陈聿东《佛教与雕塑艺术》(1992)、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1992)、田青主编《中国佛教音乐选粹》(1993)、范瑞华《中国佛教美术源流》、《禅学与禅意画》(1996)、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1994)、田光烈《佛法与书法》(1991)、王海林《佛教美学》(1992)、祁志祥《佛教美学》(1997)等。
在佛教寺刹的研究方面，四川省民委编的《藏传佛教寺院资料选编》(1989)和蒲文成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1990)二书，据史料和实地考察，对甘、青、川三省的约1600座藏传佛寺的历史、沿革、现状作了详悉介绍。汉传佛寺研究方面，80年代以来陆续有《龙华寺》、《静安古寺》、《玉佛禅寺》、《大兴善寺》、《法门寺》、《香积寺》、《草堂寺》、《净寺古刹玄中寺》、《白马寺》、《广胜寺志》、《新编少林寺志》、《山西寺庙志》(1994)等书出版。谢重光的《汉唐佛教社会史论》(1990)将寺院看作社会文化中心，论述了其多重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1997)长篇从文化视角，对自汉至唐佛寺的建造、沿革、制度、社会文化功能及与之相关的文学艺术、茶道、医药、历算等作了系统论述。
在佛教辞书方面，自华人所编首部《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 1919)问世以来， 相继出版的佛教工具书有孙祖烈编《佛学小辞典》(1919)、上海佛学书局编辑部编《实用佛学辞典》(1934)、熊十力著《佛家名相通释》(1937)、朱芾煌编《法相辞典》(1939)、明复编《中国佛学人名辞典》(1974)、王沂暖、健白平主编《藏汉佛学辞典》(1986)、万长春编《佛教文学辞典》(1986)、慈怡等编《佛光大辞典》(1988)、佛光山出版社编《中英佛学辞典》、林忠亿编《中英梵巴佛学名词汇集》(1990)、李明权编《佛学典故汇释》(1990)、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1991)、陈聿东主编《佛教文化百科》(1993)、宽忍主编《佛学辞典》(1994)、陈兵编著《新编佛教辞典》(1994)、吴汝钧著《佛教大辞典》(1994)、袁宾主编《禅宗辞典》(1994)、刘保金著《佛书解说辞典》(1995)等，以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发行量最大，《佛光大辞典》卷帙最巨。
论述佛法的现代意义，及将佛学与现代新思潮作比较研究，从20世纪初以来便为太虚、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所注重。太虚“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注：《太虚全书》第二册。)，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和讲演，论述佛学与东西方诸家哲学、宗教、社会学说、伦理学、心理学、文艺等的关系。80年代以来，港台和大陆的各种佛刊上，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增多，重要者如陈荣波《禅与存在主义》，陈兵《佛法与现代文明》、《佛法依正不二论的现代意义》、《自我实现与自性成佛》、《佛学与死亡学》，杨惠南《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洪启嵩《器官捐赠与佛教生命关怀》、吕建福《佛法与时代文化之省思》等。法音编辑部编印的《佛教与现代文明》，选编了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十余篇。台湾出版的此类著作有晓云《佛教与时代》、圣严等《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萧武桐《禅的智慧VS现代管理》等。这方面的译作有铃木大拙等的《禅宗与精神分析》(王雷泉、冯川译)、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王雷泉、张汝伦译)等。
百年来的佛学研究，中间虽经低潮，但于80年代后日趋兴盛，正如黄夏年《四十年来汉传佛教研究综述》一文结语所说：“佛教研究的成果一方面保持了传统的佛教史、佛教哲学、教义、经典、宗派和人物等领域，另一方面又扩大到佛教心理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医学、语言学、文学、艺术、音乐、教育、文献学、美学等新领域，……并且形成了专题和普及知识两个写作系统”。 (注：《佛学研究》创刊号页258。)成果尽管丰硕，前景无疑辉煌，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20 世纪的佛教研究明显存在薄弱环节：如对宋代以后的佛教、西域佛教、南传佛教、净土宗、居士佛教、女众佛教、戒定二学等研究较少，海峡两岸，至今尚未能完成一部分量重、水平高、持论公允的中国佛教通史；对传统佛教尤明清佛教的弊端批判不力，对当代佛教的现状和问题研究太少，整个佛学研究存在着与佛教现实脱节的倾向；很多著作、论文中，对佛学理解有失准确的地方太多，佛学论文虽然不少，但真正有水平、有价值的嫌少，重复劳动和可有可无者太多。佛学研究的广度、深度、精密度，都有待于在下一世纪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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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澄的繁体字
@②原字上半部为均下加金
@③原字左半部为山加豆组成右加页
@④原字为铁的左半部右加昌
@⑤原字为袖的左边右加答字去掉一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