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积雪图 （王维 绘）

　　一笔一墨，绘无上智慧。

　　禅画，简单概括便是修禅者用绘画来表达禅理的一种方式，原是佛教禅宗的独特表达方式，后来发展为佛教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

　　相传禅宗由菩提达摩祖师所创，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传至六祖慧能时期，南北分宗，南宗慧能，北宗神秀，史称“南能北秀”。禅画受了禅宗“顿悟”的观念，犹如禅宗“六祖撕经”的精神一样，重在领悟。禅画不拘泥于传统的书画章法，摒弃细节的刻画，力求简练，传心达意。

　　南北分宗之际，正值唐朝，禅画也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多数史学家认为，首开禅画先河的当属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参禅修佛的“诗佛”王维将禅心与画意融合在其空灵清寂的“水墨渲淡”山水画中，展现了他修禅的领悟能力，开拓出极其优美深邃的美学境界，受到了当时尊佛的文人和僧人的大力赞赏，禅画也由此诞生。

　　五代时期，被认为禅画史上最杰出的禅画大师贯休降生，前蜀主王建封其为“禅月大师”。贯休6岁即为僧，一生游历四方，能诗善画，在画坛诗林均有影响。贯休的表现手法，长于疏落用笔，粗笔淋漓，丽脱不群，尤其所画罗汉，绝俗超群，历代评价很高。其形象夸张变形，大异常人，贯休自称所绘罗汉形象怪异的来源为“从梦中所见”。贯休所画的罗汉图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了后世临摹及雕塑罗汉佛像的范本。痴迷于贯休禅画的不仅是修行僧人及文人墨客，也有不少皇帝。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时期，还是开封府尹的赵光义十分仰慕贯休，宋太祖重兵围困后蜀，后蜀末代皇帝孟昶深知大难临头，为保性命，他把所收藏的《释迦十弟子图》送给赵光义，赵光义大喜过望，果然保住了孟昶的性命。赵光义登基称帝后，得知贯休当年曾在成都一带游历，便任命心腹程羽担任成都知府，网罗贯休画作。程羽不辱使命，很快向宋太宗赵光义进献了十六幅罗汉图，有宋一代，画家争相模仿贯休画作。可惜随着动荡的时局，贯休的画作逐渐遗失殆尽。清朝乾隆帝，多次派人苦苦寻找贯休的罗汉图真迹，却一无所获。直至200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杨新在一名收藏家的手中，发现了一幅画在麻布上的罗汉图，经过多位专家鉴定，确定为贯休真迹，这一发现，震惊了中外学术界，这幅《麻布本罗汉图》成为了现今世上绝无仅有贯休真迹。

　　到了宋代，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演进和汉化，加之末太宗赵光义等皇室贵族的极力推崇，使得禅画的发展达到了一定高度，甚至以“不懂禅，不足论书画”的说法来影响着对绘画的品评。唐代王维的禅画多以山水风景构成、五代贯休的禅画多以佛教人物为主，宋代禅画受到士大夫的“墨戏”影响极深，注重随性而成的写意，并在画中加入诗文题词。

　　明代时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与禅学相融合，促使整个社会意识和人文风气发生改变，并涉及到文化艺术领域，致使很多文人士大夫都积极把禅宗思想转化到他们艺术作品中，使禅学和书画艺术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董其昌可以说是明代时期以禅论画的杰出代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禅学，禅学对他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艺术理论上，更是体现在他的山水画中，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他的山水画追求以“淡”为宗，呈现出一种平淡、秀润、淡雅之美，他以崇高的社会威望、精辟独到的艺术见解，对明清画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更是通过他的简远笔墨将儒、释、道并融的本土禅画推向无可质疑的艺术顶峰！

　　禅画，作为佛教文化艺术之一，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了文人墨客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重要手段。他们将禅意注入笔墨之间，让我们领悟生活的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