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导弹曾炸毁我国驻南大使馆，三位中国英雄血洒南国，游行中见僧伽队伍，香港有人议论，怎么出家人也卷入是非？况且是见血的事，抗争的事，激烈的事，如何契佛法、契戒律、契修行？恐怕一些居士及出家人都有些疑问。

佛法不离世间，但世间法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者，独善其身；大道理者，兼善天下。但小大不二，因小能见大，大又摄小。如出家人常说，生死事大，这是就个人修行言；但同样生死事小，这是就家国言、天下言、佛法言。一座寺院，有低眉菩萨，又有怒目金刚，低眉菩萨感召众生，怒目金刚弹压群魔，两者圆融，方为佛法。

百年来，中华民族出了一位大英雄林则徐，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修净土。倘切身处地想，他当时已当了相当部长级的大官，名成利就，上有多变的皇帝，外有凶悍船坚炮利的英国人，周围有虎视耽耽的反对派，他出来禁烟，从俗世观照，凶多吉少，甚至劳改家破人亡，从个人修行言，兴兵犯杀，亦恐怕因果难断，林公大可明哲保身。但偏偏就是这位日诵《阿弥陀经》、《金刚经》的虔诚佛子，拍案而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做出当时众多臣僚不敢做的大义禁烟，烧洋人鸦片，动干戈，勇抗英军，击侵略者，为什么？就在于毒品泛滥，荼毒国人，列强以武力为威胁，强行邪道。面对这股逆流，大乘佛子，岂能置身度外？岂能不担起扶正压邪的重任？当代净土宗宗师印光法师感叹：“详观古人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林则徐抗英，戚继光抗倭，他们是居士。那么出家人又如何？

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古时交通不便，朝五台的僧众都是靠两条腿朝山。当年旧路岭为咽喉之地，明嘉靖年初，盗贼纵横，在旧路岭一地占山为王，过往僧众被杀被抢无数，一时朝五台者，不聚集百人鸣金持械，不敢进五台。官兵也无可奈何。嘉靖中，有出家人慧定，武艺高强，组织52位同道，实行剿匪。场场血战，身先士卒，其塔铭曰：“嘉靖中，有莽（）会首者，实现金刚力士身，尽歼盗贼，而创丛林，十方净众往来，无狗吠之警，50余年矣。”后创韶泉寺，72岁圆寂，僧腊五十，被尊称为马大士、莽会首。

而明因寺全公，与马大士同歼盗贼者，精研律学，为传戒宗师，当时被尊为“宗主师”。传戒宗师掌刀，能不使人深思？

抗日战争时，日本人烧杀抢掠，南岳僧众组织抗日游击军，其时周总理有题辞，曰“上马杀贼，下马修行”，深契大乘的宗风。

世间法者，从经济、政治、军事、家庭、谋生、技艺……均可以佛法摄之，符合般若者，都是佛法；不符合般若者，恐怕在深山里修行，都未必契佛法。林则徐不发大愿，他不敢去禁烟；莽会首不护法心切，岂敢去剿匪？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公而忘私；用佛教的话来说，他们是行菩萨道。对他们言，沙场即“禅堂”，实践行愿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他们把个人生死置于度外，这就是了生死。人人怕下地狱，但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安家，他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发此愿、行此愿时，他即成佛；他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当他发此愿、行此愿时，即证菩提。

为行大乘菩萨道，应该“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化慈悲愿为金刚力，降人间之阿修罗，建净土于人世间，岂止游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