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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贫民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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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1-15 09:27:32

佛教在线讯 笔者曾和季羡老共进早餐和午餐,那还是在他住院之前。前者是我去早了,正赶上他忙,还没顾上用早点,得,客来了,那就放下手中活,一起随便吃点东西吧;后者是我去迟了,或是谈话时间拖长了,碰上开饭时间,拉你一起上桌。先生的食谱——你可别抱多大奢望,粗茶淡饭,淡到说不出什么印象,拼命回忆,仅依稀记得早餐有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有馒头、大葱、青菜,此外还有一杯茶。对了,先生特别喜欢吃花生米,在301医院,笔者曾细问过他的饮食,早餐仍保留这种一贯制的小吃。问,您这么大了,又没有装假牙,怎么嚼得动?先生笑笑,说,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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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请先生出外吃饭,专门选择了一家上海饭店。先生以他惯有的诙谐,说:“今天既然出来,打定主意就是要让你多破费几文,可是胃不帮忙,我的胃是农民的,只对青菜萝卜豆腐感兴趣。”结果,点的只是一碗面条,外加几碟家常小菜。

先生自1946年留学回国,端上北大的饭碗,就与贫困绝缘。不仅脱贫,而且致富。前几年,杨澜在凤凰卫视对季先生作过一次访谈,其间问到:“你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国内,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呢?”先生回答:“钱多。”他接着解释:“当时副教授月收入50元,正教授80元,而一石谷才2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所以我选择了回国。”这说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事。那么,五十年代呢?据先生自述,五十年代初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每月100元,总共445元。这收入是相当高的了。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1.5元至2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元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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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他的业余爱好得到旁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开始收藏字画,自定标准:“齐白石以下的不收。”务必记住这个标准,先生要就不玩,一玩就动真格的。齐白石以下,是今人,今人他不入眼,他要的是清代明代元代宋代而上,是古籍,是文物。玩的就是心跳,仗的是什么?是钞票!

不管先生有多少钱,小时候的烙印,总也磨洗不掉。他在官庄是一个穷娃;在济南,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少年;四年清华,贫穷依然和他如影随形。先生曾告诉笔者,一日三餐,他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去食堂,那时,好菜都被人吃光了,他就买点剩下的孬菜,一个人飞快吃罢了事。查《清华园日记》,季羡林收到了稿费,自我犒劳,通常只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荸荠,偶尔奢侈一下,请别人,至多烤鸭一只;而朋友请他(当然是穷朋友),情形有时更惨,譬如,他在1933年11月13日的日记说:“过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被人拖走了,拖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接着又是上体育。蛮以为晚上可以把过午的损失补回来,于是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又被人拖走,是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仍灌了一肚子豆浆。”

穷小子当上大学教授,乌鸦脱胎变成凤凰,骨子里,还是一股逼人的寒酸气。和季羡林交往,你绝对看不出半点富贵相。据他的儿子季承说:“爸爸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亮着电灯,只要没人看书,他就把它关掉,在自来水前洗东西,时间一长,他就要呵斥,所以后来我和姐姐帮他洗衣服、被褥,干脆拿回自己的住处,洗好了下次再带来。”

另一方面却又异常大方: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求到他,必然出手帮助。这种菩萨心肠,令人油然想起他的专业:佛教研究。先生偏又不信佛,他这么做,是缘于对贫穷的感受,对他人的关爱。李玉洁老师说:“以前在朗润园,这样助人为乐的例子多了,先生有一点,赞助了还不让说,他说这是出于真诚,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

史学家、剧作家兼报界元老唐振常先生精于美食,著有多种饮食小品,友人谭其骧先生曾分析其独特优势:“从小有吃——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根底;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市面大,吃的机会多。”唐先生闻言大笑,深以为然。与唐先生相比,季先生落败在第一项,这是最为关键的,尽管他后三项毫不逊色,然而,财富、地位能改变他的命运,却改变不了他的底色,由幼及老,他始终是一个“土包子”。(信息来源:京报网)

编辑: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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