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孔子思想的价值所在
发布时间：2022-11-16 09:11:42作者：大悲咒快诵网
浅议孔子思想的价值所在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民间教育的开创者和平民教育的倡导者，一生教了三千多名学生，成为儒家学说的创立人，与古印度的佛祖释迦牟尼、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是同处在仍是“述而不作”的同一时代，是当时从太平洋西岸到地中海沿岸广袤的大陆上三个最具思想的人物。三者生前都在政治上不得志甚至受到迫害，却在身后获得崇高的评价。而且，虽然相隔遥远，孔子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却令人惊讶地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点。
孔子现今仍然广受尊重。1971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将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美国的教师节。1993年，全世界宗教领袖在美国的芝加哥召开会议，通过《全球伦理宣言》，将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普世伦理原则，认为是“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群。2009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高票通过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的第784号决议案，颂扬孔子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无价贡献。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他的言论编纂而成的，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时代家喻户晓，也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越南半岛北部等中国周边地方的百姓所熟悉，可以说是东亚的《圣经》。为什么叫“论语”，历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根据。我的猜测，是孔子的学生依照商周时期朝廷左史官所记录国君、大臣行为的叫“传”(《左传》)，右史官所记录国君、大臣言论的叫“语”(《国语》)的惯例，把经编纂的孔子言论集子称为《论语》;当然，现今所见的《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的行为。《论语》中的“论”字音义同“伦”，所以读为“伦”。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中说：“论，伦也，有伦理也。语，敘也，叙己所欲说也。”因此，可以说，“论语”一词的意思就是“关于伦理的话”。
《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虽然零散，但体现了孔子对夏商周文献所包含的修身养性、治国齐家、社会伦理等思想的研究、继承和发展，是继承了氏族民主公社文化因素，带有阶级国家和集体农业性质，非高度皇权专制的中国早期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整个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蕴含着儒学思想中符合人类活动规律性的科学合理的核心内容。这些思想自西汉文帝之后便逐渐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铸造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中国人以及中国周边地方人们的人格起到了主导作用，影响深刻而久远，至今仍然具有不自觉的普遍的意义。可以说，《论语》中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古代人们对人的类价值和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的准则所作长期的认识和研究的结晶，虽然它的很多语言是当时较为口语化的语言，而且没有严密而高深的理论阐述，但对指导人类成员平常各方面的活动有着最基本的“不可须臾离”(《中庸》)的作用，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条文，更是关于人的类价值和社会人的行为规范的哲学。时代虽然不断变化和向前发展进步，但《论语》提出的基本道德思想、道德范畴以及教育、治国等方面的许多思想，即使将来也不会过时。用《论语》的语言来说，《论语》讲的是中庸之道，也以中庸之道来讲，也就是《中庸》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意思。通俗地讲，《论语》讲的是做人和人际关系的常识。虽然当今人们的话语系统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孔子在《论语》中阐发的仁义原理与西方思想家阐发的对立统一原理、万有引力原理一样永垂不朽，这也是他身后扬名千古的主要原因，而决不是有如一些人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倡导的结果，否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小农业皇权专制社会中，最有可能得到百姓颂扬的是秦始皇。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东渐，加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入，当时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自由、革命的旗帜，在反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中，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儒家思想，指向了孔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儒家思想。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主将都是这方面的旗手。儒家经典从此很少进入课堂，越来越不为世人所直接接触和认识。现在看来，一方面应当承认，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他们的批判和否定也有很大不合理的一面。他们当时局限于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儒家经典官方化、教条化的教育及其对儒家思想相应的认识水平，或者是故意以孔孟为攻击靶子，没有区分早期孔孟儒家思想和后世儒家思想的异同，把自西汉董仲舒至南宋朱熹期间被小农业皇权专制化的后期儒学当作整个儒学的正宗来批判，误导了后来的人们对孔孟儒学思想形成了片面的、负面的、歪曲性的习惯认识。这种现象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巅峰。出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御用”文人利用现代语境替代古代语境和古今词语歧义，故意把《论语》解释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至今，中国大陆大多数“五四”运动后至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印象仍然仅仅来自于“五四”运动对孔孟思想的片面性批判和“文革”对《论语》及孔子所作的颠倒是非的批判，并没有认真研读过《论语》原著。这种流毒当前仍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一提起学习儒家思想，他们就条件反射似地作出激烈的语言攻击，不自觉地与故意破坏中华文化根基的国外文化侵略势力及其在华代理站到了一边。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人和时代的局限性，孔子当时的思想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和两面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既具有人类道德伦理，如仁、义、礼、智、信等普世性的东西，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法家一样都希望国家实现大一统从而实现社会安定，顺应了历史的趋势，但在统一的措施上他是保守的，没有创新性主张。他过于机械地维护周代复杂的礼制(孔子时代就有嫌周礼太繁琐的。见《颜渊第十二》棘子成的话)，认为周礼完全合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没有认识到周代礼制崩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是人们普遍追求富裕、自由等幸福价值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他自己的社会思想的精髓---自主、互利、益善、仁爱、公平、正义、均富、有序、包容等价值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克己复礼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类似于法家革新的新观念和新方略(孔儒保守，但法家又太过极端);二是有民主思想，但这种民主思想仅仅停留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水平，没有能够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后来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与时俱进创新性地提出基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包含各界共和、保障人权、竞争选举、分权制衡、代议代决、司法中立等具体措施的民主思想，而是希望仍如原始社会那样依靠个人道德自觉，并且希望用包含专制制度的周代政治模式去解决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这显然给后世留下遗憾和重大缺陷。上述两点是孔子思想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提倡个人仁义的道德民主主义;一方面期望用富含民本思想的周代专制政治文化制度实现统一安定。他折中提出一个仁政的方案，但也不被诸侯接受，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行。当然，这种毛病是中国自孔子时代至鸦片战争结束两千多年间包括法家在内的各派思想家的通病，而不仅仅是儒家和孔子一人的毛病。 他们不是主张王道就是主张霸道，都没有跳出宗法农业社会(古希腊是城邦商业社会)个人威权主义的思维，既想不出古典共和的思想，更想不出后世那种中央与地方分权，既调动地方积极性、创造性，又能够保持全国统一和中央政权集中、高效的国家制度。“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往往把这种毛病统统归咎于孔子，这不是无知就是肤浅，甚至就是恶意栽赃。应当看到，与讲专制的法家思想不同，孔子思想与民主思想没有本质的冲突。恰恰相反，良性民主离不开孔子的仁义思想，离不开道德民主主义。没有个人良好的思想道德为基础，任何民主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孔子本人既主张节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第三》)，又赞扬大禹“美黻冕”(《泰伯第八》)，并且当时由于“儒者”的职业关系，儒家人物实际上都表现出喜欢厚葬、隆祭的铺张和重形式的特性，遭到墨子一派的诟病，后世也仍然保留了这种习俗;四是虽然承认工、农业等各种科学技术有用可取，但却认为是“小道”而不是“大道”，认为从事“小道”会妨碍对仁义“大道”的思考，把仁义与科技分开来认识。这是子夏在《论语》中所表达出来的儒家思想的硬伤(见《子张第十九》第四、七章)。“小道”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认识“大道”的说法，在实际生活中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作为理论来讲是有害的，容易对人们产生误导;五是以事鬼神致孝道的方式虽然很有成效，也对民族凝聚力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产生了过于注重乡土的深刻观念，出现了孔子本人反对的“小人怀土”(《里仁第四》)的习惯。后来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很好地解决了上述孔子思想的前两个矛盾，然而后三个缺陷在以小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始终没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严重缺陷，致使《甘石星经》、《周髀算经》之类以及墨子、鲁班等人的科技思想没有得到大力弘扬发展，也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等落后的重要思想根源。当然，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度和统一度量衡，中央政府的权力大为加强，大一统思想几十年后便居于主导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包容宗法自治和农民自主耕作制度的以政府强势主导一切的习惯思维，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和领袖人物，惰化了自己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加上由于国家政权对孔孟思想有直接需要而对科技思想没有直接需要，孔孟思想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科技思想仅在民间自发地弱势地承传，还不时地受到官方的打压。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前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到了基于浓厚商业资本主义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由于政府作用的弱化和个性自由思想的解放，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才大为改观，产生了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
但是，孔子之类思想中的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其思想的整体光辉，只要与时俱进，融合工商业文化的精髓，相信也可以得到妥善地解决。而且，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也不能离开孔子之类的思想实质而独立存在，离开了孔子之类的思想实质，人类社会就不能成立，民主和科学也就站立不稳，甚至变成祸害。从这方面讲，清朝后期大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认识是正确的。要知道，西方《圣经》中的许多思想与《论语》是相似的，但《论语》比《圣经》早，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世俗性，在语言表述上更明白实用，在概念上更有体系、更具理论性。与同期的道家、稍后的墨家以及秦汉之后的儒家思想相比，《论语》中的思想也具有贴近社会和人的身心实际(如《子路第十三》主张父子互隐)、注重实践、不排斥人们的正当利益诉求、尊重客观规律、唯物辩证、便于实行(墨家与儒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仁爱”是否有“差等”，实际上是平等与否与可行与否的争论。墨家注重的是仁爱价值的普遍平等原则，儒家注重的是仁爱价值的现实可行性原则，有些类似于现今中国大陆关于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取向还是资本主义取向的争论。墨儒之争的孰是孰非，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我们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经验实用、与时俱进、不走极端的特点和优点，虽然不一定适合于革命和战争年代，但很适合于和平建设年代，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今天，《论语》思想的珍贵性自然而然地重新焕发了出来。
《论语》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仁、义、中庸、和、孝、悌、道、礼、正、智、忠、恕、信、廉、耻等概念的含义里面。“道”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称呼，也指良好的执政治国基本原则(“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礼记·中庸》)。“中庸”是不偏离“道”的言行，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第六》)。“和”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最高标准(“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礼记·中庸》)。“正”是国家政治行为的最高标准(“政者，正也”《颜渊第十二》)。“中庸”、“和”、“正”三者分别是个人、社会、国家价值的最高价值。仁、义、孝、悌、正、礼、智、忠、恕、信、廉、耻等都是知“道”、行“道”和达到“中庸”、“和”的具体方法。“仁义”的实质内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康有为先生把孔子的学说称为“仁学”，正确但并不全面。孔子的学说应该称为“和学”。“行道”、“中庸”、“克己复礼”、“致仁义”等等，其实都是为了达到“和”，即社会和谐这个目的。孔子学说的思想核心与最可宝贵的地方是“和”。孔子强调恢复西周礼制，主观目的是也为了“和”;他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至于“仁”、“义”，一个讲的是人的内心，一个讲的是人的行为。“仁”的本质是抑强扶弱，是强调人要有爱心，克制自己的私欲。“义”的本质是助正制邪，是“仁”在人的行为上的体现，“仁”是“义”的内容。但是，“义”不是漫无边界的，必须符合“礼”的规定，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行义不能违礼，孔子强调“君子以义为质(根本)，礼以行之(依礼实行)。”(《卫灵公第十五》)仁义的核心标准是中庸、和、正，任何违背中庸、和、正价值的行为都是不仁义的。
《论语》虽然曾是东亚的《圣经》，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至今仍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它对孔子思想的记录零乱、不系统，致使人们误以为它的思想不深刻、没有体系。黑格尔就是这样认为的;二是中国春秋及之前的时代文字语言深奥、简略，尚未形成战国中后期才形成的丰富、明晰、形式相对固定的表达思想的文字语言系统，加上孔子讲的是口语，弟子们又力图用文字完整记录，形成不文不白的状态，致使后世人们对《论语》中本来就有的好思想没能一目了然地注意到，甚至拿后世的观念去理解孔子时代的常识概念。例如，“小人”与“君子”的概念，在孔子时代大多数场合是没有褒贬区别的，犹如我们当今讲的“领导”、“干部”、“工人”、“农民”一样，但后世的人们往往拿这样的概念说事，批评孔子污蔑劳动人民;三是过去对孔儒思想过于神圣化、功利化，单捡一些小农社会皇权专制政府方便管理社会需要的，或者当时百姓生活交往需要的话来宣扬。例如“四维五常”、“孝悌忠厚”，好比1970年代中期常把“阶级斗争为纲”挂在嘴边一样，而把《论语》中在当时不合时宜的其他丰富而有价值的思想掩盖掉了(这也是导致“五四”之后知识精英们误会、误解《论语》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承认人们追求富裕权利的思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第四》)，先教后富的思想(见《子路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章);济贫不增富的思想(“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第六》);良好个人主义思想(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实施仁义从个人开始，承认个人追求富裕的自由权利，尊重个人的食色本性，鼓励基于仁义的从政自由，强调完善个人人格使社会和谐安定，在《礼记·儒行》中强调树立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这些思想都是积极的，不同于《论语》中隐者的消极主张);应当让好人致富的思想(“善人是富”《尧曰第二十》);道德民主的思想(源于原始氏族民主公社);政权获取财利必须基于百姓有财利的思想(“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尧曰第二十》。“百姓足，君孰不足?”《颜渊第十二》);富民强兵的思想(“足食、足兵”《颜渊第十二》);良法良司的思想(《颜渊第十二》孔子关于听讼的目的是无讼的话，《子张第十九》曾子告诫阳肤“哀矜而勿喜”的话);共同富裕的思想(“不患贫而患不均”《季氏第十六》);平等互惠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第十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善内以吸外的思想(“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第十三》。《季氏第十六》“远人不服”章);社会合理分工的思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第十九》。“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第十四》);执政治国决定于民众信任的思想(“民不信不立”《颜渊第十二》);政权是为了保障社会公正的思想(“政者，正也”《颜渊第十二》);言论自由思想(《宪问第十四》“邦有道”章);任官不问出身而重在人品才能的思想(《先进第十一》“先进于礼乐”章);用专业人员打仗的战争思想(《子路第十三》“以不教民战”章)等等。这些都可以归入他的仁义思想范畴的具体思想，即使用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来观照，也是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的，但却被人们忽略了;四是“五四”以来暴力革命的思想影响太深，致使有思想的社会精英毫无分析地厌恶有仁爱、改良、非暴力思想的孔子学说，不读原著、人云亦云，想当然地以为孔子就只会讲温、良、恭、俭、让，忽略了他的思想中具有对执政阶层欺榨百姓和丑陋人性批判性的一面;五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不是囿于董仲舒专制化、朱熹去欲化、王阳明唯心化等人的话语定见，就是囿于西方中心的话语系统和偏颇成见，致使对《论语》的研究不是太教条、太僵化、太片面、太肤浅，就是不屑一顾;六是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广泛，导致人们对《论语》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有误解，以为其背景就是西周奴隶社会(这也是囿于西方话语成见)。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它的产生还有原始氏族民主公社的背景。而且，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西欧普遍野蛮残暴的奴隶社会也是大不一样的，拿西欧的来套，致使对《论语》的一些话语产生误解，甚至产生不经意的歪曲。例如，孔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要求遵守的对象是贵族、士大夫阶层，平民、奴隶因为做具体生产劳动是不被要求遵守的(国君坐车在途中遇到大夫，便抚式示礼，而大夫也坐车的则下车还礼。大夫坐车在途中遇到士，同样地抚式示礼，而士士也坐车的则下车还礼。而坐车在途中遇到平民百姓，则不用那样抚式示礼，也不要求平民百姓下车还礼。被使用刑法的人不能当上大夫，因为被处以刑罚的人是不能呆在君王旁边的。《礼记·曲礼》)，平常生活有较大的自由，但却是可能被刑罚的对象。到了孔子那里，他主张也用礼来规范平民百姓的行为，不要只讲刑罚(《为政第二》第三章)，这既是一种仁爱、文明的行为，也是一种预防犯罪的措施。不了解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把“礼”与“仁”联系起来，无法理解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法背后的真正原因。后世的人们很少深入研究当时的实际情况，以西欧的奴隶社会历史知识套观中国夏商周有仁爱风尚的奴隶社会，认为孔子倡礼是为了更好地奴化百姓(更有甚者如蔡尚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孔子倡礼是出于想回归他家族过去作为贵族领主阶级的黄金时代。见《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这就好比错把已经发达、有民主自由的西方当代资本主义当作混乱、残酷、非人的早期资本主义一样(其实，阶级和谐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常态，个人对自由发展的不断追求和不断围绕自由、公正、幸福价值追求进行的阶级调和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当掌权阶级压迫剥削其他阶级时，才引起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在破坏历史的同时也使历史跳跃发展。以过去那种无所不能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认识判断中国古代社会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七是以后世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性看待孔子所处的不是小农经济主导的春秋及其之前的时代，导致对《论语》的很多语录产生误解;八是春秋时代中国思想文献资料缺乏，不像古希腊罗马那样丰富，致使对《论语》研究难以全面、深入、准确;九是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配合袁世凯、黎元洪复辟专制搞尊孔运动，把孔子搞得大臭;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又把孔子歪批得大丑，二者广泛地导致人们对《论语》的印象不佳;十是一些人士误解、夸大孔子思想的作用，把中国历史及现实中所有负面思想文化因素的根源都扣在孔子及儒家的头上，误导了人们对孔子思想作出不科学、不正确的认识。而历史事实是，历代专制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骨干思想是法家专制思想，儒家仁义思想是补充，就是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儒表法里”。况且，董仲舒改造孔孟关于君臣、父子、夫妇的思想所提出的，大受统治者重视力倡的“三纲”思想，与孔孟所讲的意思完全相反(《八佾第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这里强调国君与臣下各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不能无限放大。还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第十一》。《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指出，对于无仁道的独夫民贼暴君，臣下可以诛杀，实行革命《孟子·梁惠王下》)，与法家所讲的却相一致(并且，《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放大了孔子等早期儒家基于原始氏族公社的尚无国家、阶级的民主状况和部落联盟公天下的君权观念而产生的非专制的忠与孝思想二者的模糊性，把对待父亲与对待国君完全、绝对等同起来，混淆了家庭伦理道德与政治伦理道德的界线，为君主专制张目;以忠君作为贤臣的主要标准，以能够使臣下顺从作为明君的主要标准;主张不尊重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贤良人士，不任用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智慧人士;否定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尧、舜、禹是圣贤的观念;颠覆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君臣、父子、夫妇互有相应权利、义务的关系准则和孝悌忠顺概念的内涵，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认为尧、舜、禹不忠不孝，与孔孟所讲的格格不入;强调君主有无限权力，与后世戏文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说法差不多)。这是导致后世许多人误认为孔孟思想是专制思想的根源。另外，认为孔子思想是专制思想的最能说服人的理由，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四号一篇文章中所讲“分汉、宋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欲所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的这个话。陈独秀的这个话，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深入研究历史和诸子文献则发现是不正确的。就政治思想来说，儒家、法、道三家相比，儒家的立场是大众的，法家的立场是君主的，道家的立场不明朗。儒、法、道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目的都希望社会安定。但在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措施上各有不同的主张，甚至是相反的主张。儒家主张以家庭伦理孝道推广到国家政治领域(即忠)，实行仁政，宽刑富民，近悦远来。法家主张钳制百姓，扬三纲而卑贤能，苛法刑而弃智慧，行法、势、术以强君主，耕战一体以强国家。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小国寡民，鸡狗之声相闻而不往来。在任用有才能人士方面，法、道两家接近。出于统一政令的相同目的，在忠君问题上儒、法两家有共同点。道家思想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早在几千年前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开头中就有此认识。儒家思想实行起来效果缓慢，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在列强竞争激烈和战争的环境中是不可行的，所以孔子及其思想不受当时诸侯国的欢迎。法家思想可以立竿见影，但太过极端专制，不可、也不能长久施行，秦皇朝就因此而短命，所以汉初就改革，以黄老思想治国，实行休养生息国策。因此，汉武帝独尊儒术而不尊道、法、杨、墨，有吸取秦朝崇尚极端专制施行繁律苛政而导致快速灭亡的历史原因，有现实拨乱反正需要的原因，有儒、道、法、杨、墨自身实践起来优劣不同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实行专制的原因;汉唐以来人们不再称道、法、杨、墨的原因也是这样(可以研究《资治通鉴》、《汉书》》的贾谊奏书和董仲舒的策对)。所以，虽然不能说孔孟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相同，虽然孔孟思想含有容易被专制统治利用的因素，但也不能认为孔孟思想体系是专制思想体系，秦始皇焚书坑儒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儒家们反对秦始皇施行绝对专制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第八世孙孔鲋参加了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农民起义，任陈胜的博士，并与陈胜一同就义。
虽然孔子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误会，但是，我坚信，孔子在《论语》中的思想现在和将来仍然会有很大的价值，仍然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只要不带偏见，不故意丑化，随着人们逐渐增多了解，《论语》必定会再绽光芒。而且，这种光芒已不是科举时代的那种单色的光芒，而是多彩的绚丽的光芒。这是因为：第一，《论语》所讲的多数伦理道德原则具有不偏执一端的人类普适性，西方社会虽然没有像《论语》这样的著作作这样的表述，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行为准则与中国人大体是一样的;第二，《论语》在教育、执政、治国、司法、认知等方面具有方法论意义;第三，《论语》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中国古代法家、道家、释家思想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第四，《论语》的自主、独立的人格思想，以及孔子公天下的君权观和他所讲中庸、和、正的思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兼容性(自由、民主、平等讲的是公民的权利，中庸、和、正讲的是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现实保障和理想实现状态)，对促进我国社会由专制传统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仍然具有思想精神上的促进作用;第五，《论语》对我国在国际上掌握文化自主话语权具有当然性意义。
在新式教育进入中国以前，《论语》是我国学生的必读书，鄙人的家乡至今还有一位老人对《论语》的任何章句都仍然能够随口说出。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对《论语》非常陌生，这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建立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共和、富裕、和谐、幸福的中国特色的有良好影响力的先进的现代仁义社会是不利的。至望遵循孔子“和而不同”、“恕”的包容思想，把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现代基础科技知识，一道列入我国国民教育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如此则国家和民族幸甚。
孔子现今仍然广受尊重。1971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将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美国的教师节。1993年，全世界宗教领袖在美国的芝加哥召开会议，通过《全球伦理宣言》，将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普世伦理原则，认为是“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群。2009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高票通过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的第784号决议案，颂扬孔子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无价贡献。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他的言论编纂而成的，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时代家喻户晓，也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越南半岛北部等中国周边地方的百姓所熟悉，可以说是东亚的《圣经》。为什么叫“论语”，历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根据。我的猜测，是孔子的学生依照商周时期朝廷左史官所记录国君、大臣行为的叫“传”(《左传》)，右史官所记录国君、大臣言论的叫“语”(《国语》)的惯例，把经编纂的孔子言论集子称为《论语》;当然，现今所见的《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的行为。《论语》中的“论”字音义同“伦”，所以读为“伦”。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中说：“论，伦也，有伦理也。语，敘也，叙己所欲说也。”因此，可以说，“论语”一词的意思就是“关于伦理的话”。
《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虽然零散，但体现了孔子对夏商周文献所包含的修身养性、治国齐家、社会伦理等思想的研究、继承和发展，是继承了氏族民主公社文化因素，带有阶级国家和集体农业性质，非高度皇权专制的中国早期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整个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蕴含着儒学思想中符合人类活动规律性的科学合理的核心内容。这些思想自西汉文帝之后便逐渐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铸造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中国人以及中国周边地方人们的人格起到了主导作用，影响深刻而久远，至今仍然具有不自觉的普遍的意义。可以说，《论语》中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古代人们对人的类价值和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的准则所作长期的认识和研究的结晶，虽然它的很多语言是当时较为口语化的语言，而且没有严密而高深的理论阐述，但对指导人类成员平常各方面的活动有着最基本的“不可须臾离”(《中庸》)的作用，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条文，更是关于人的类价值和社会人的行为规范的哲学。时代虽然不断变化和向前发展进步，但《论语》提出的基本道德思想、道德范畴以及教育、治国等方面的许多思想，即使将来也不会过时。用《论语》的语言来说，《论语》讲的是中庸之道，也以中庸之道来讲，也就是《中庸》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意思。通俗地讲，《论语》讲的是做人和人际关系的常识。虽然当今人们的话语系统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孔子在《论语》中阐发的仁义原理与西方思想家阐发的对立统一原理、万有引力原理一样永垂不朽，这也是他身后扬名千古的主要原因，而决不是有如一些人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倡导的结果，否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小农业皇权专制社会中，最有可能得到百姓颂扬的是秦始皇。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东渐，加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入，当时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自由、革命的旗帜，在反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中，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儒家思想，指向了孔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儒家思想。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主将都是这方面的旗手。儒家经典从此很少进入课堂，越来越不为世人所直接接触和认识。现在看来，一方面应当承认，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他们的批判和否定也有很大不合理的一面。他们当时局限于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儒家经典官方化、教条化的教育及其对儒家思想相应的认识水平，或者是故意以孔孟为攻击靶子，没有区分早期孔孟儒家思想和后世儒家思想的异同，把自西汉董仲舒至南宋朱熹期间被小农业皇权专制化的后期儒学当作整个儒学的正宗来批判，误导了后来的人们对孔孟儒学思想形成了片面的、负面的、歪曲性的习惯认识。这种现象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巅峰。出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御用”文人利用现代语境替代古代语境和古今词语歧义，故意把《论语》解释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至今，中国大陆大多数“五四”运动后至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印象仍然仅仅来自于“五四”运动对孔孟思想的片面性批判和“文革”对《论语》及孔子所作的颠倒是非的批判，并没有认真研读过《论语》原著。这种流毒当前仍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一提起学习儒家思想，他们就条件反射似地作出激烈的语言攻击，不自觉地与故意破坏中华文化根基的国外文化侵略势力及其在华代理站到了一边。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人和时代的局限性，孔子当时的思想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和两面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既具有人类道德伦理，如仁、义、礼、智、信等普世性的东西，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法家一样都希望国家实现大一统从而实现社会安定，顺应了历史的趋势，但在统一的措施上他是保守的，没有创新性主张。他过于机械地维护周代复杂的礼制(孔子时代就有嫌周礼太繁琐的。见《颜渊第十二》棘子成的话)，认为周礼完全合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没有认识到周代礼制崩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是人们普遍追求富裕、自由等幸福价值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他自己的社会思想的精髓---自主、互利、益善、仁爱、公平、正义、均富、有序、包容等价值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克己复礼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类似于法家革新的新观念和新方略(孔儒保守，但法家又太过极端);二是有民主思想，但这种民主思想仅仅停留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水平，没有能够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后来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与时俱进创新性地提出基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包含各界共和、保障人权、竞争选举、分权制衡、代议代决、司法中立等具体措施的民主思想，而是希望仍如原始社会那样依靠个人道德自觉，并且希望用包含专制制度的周代政治模式去解决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这显然给后世留下遗憾和重大缺陷。上述两点是孔子思想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提倡个人仁义的道德民主主义;一方面期望用富含民本思想的周代专制政治文化制度实现统一安定。他折中提出一个仁政的方案，但也不被诸侯接受，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行。当然，这种毛病是中国自孔子时代至鸦片战争结束两千多年间包括法家在内的各派思想家的通病，而不仅仅是儒家和孔子一人的毛病。 他们不是主张王道就是主张霸道，都没有跳出宗法农业社会(古希腊是城邦商业社会)个人威权主义的思维，既想不出古典共和的思想，更想不出后世那种中央与地方分权，既调动地方积极性、创造性，又能够保持全国统一和中央政权集中、高效的国家制度。“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往往把这种毛病统统归咎于孔子，这不是无知就是肤浅，甚至就是恶意栽赃。应当看到，与讲专制的法家思想不同，孔子思想与民主思想没有本质的冲突。恰恰相反，良性民主离不开孔子的仁义思想，离不开道德民主主义。没有个人良好的思想道德为基础，任何民主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孔子本人既主张节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第三》)，又赞扬大禹“美黻冕”(《泰伯第八》)，并且当时由于“儒者”的职业关系，儒家人物实际上都表现出喜欢厚葬、隆祭的铺张和重形式的特性，遭到墨子一派的诟病，后世也仍然保留了这种习俗;四是虽然承认工、农业等各种科学技术有用可取，但却认为是“小道”而不是“大道”，认为从事“小道”会妨碍对仁义“大道”的思考，把仁义与科技分开来认识。这是子夏在《论语》中所表达出来的儒家思想的硬伤(见《子张第十九》第四、七章)。“小道”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认识“大道”的说法，在实际生活中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作为理论来讲是有害的，容易对人们产生误导;五是以事鬼神致孝道的方式虽然很有成效，也对民族凝聚力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产生了过于注重乡土的深刻观念，出现了孔子本人反对的“小人怀土”(《里仁第四》)的习惯。后来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很好地解决了上述孔子思想的前两个矛盾，然而后三个缺陷在以小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始终没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严重缺陷，致使《甘石星经》、《周髀算经》之类以及墨子、鲁班等人的科技思想没有得到大力弘扬发展，也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等落后的重要思想根源。当然，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度和统一度量衡，中央政府的权力大为加强，大一统思想几十年后便居于主导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包容宗法自治和农民自主耕作制度的以政府强势主导一切的习惯思维，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和领袖人物，惰化了自己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加上由于国家政权对孔孟思想有直接需要而对科技思想没有直接需要，孔孟思想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科技思想仅在民间自发地弱势地承传，还不时地受到官方的打压。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前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到了基于浓厚商业资本主义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由于政府作用的弱化和个性自由思想的解放，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才大为改观，产生了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
但是，孔子之类思想中的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其思想的整体光辉，只要与时俱进，融合工商业文化的精髓，相信也可以得到妥善地解决。而且，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也不能离开孔子之类的思想实质而独立存在，离开了孔子之类的思想实质，人类社会就不能成立，民主和科学也就站立不稳，甚至变成祸害。从这方面讲，清朝后期大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认识是正确的。要知道，西方《圣经》中的许多思想与《论语》是相似的，但《论语》比《圣经》早，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世俗性，在语言表述上更明白实用，在概念上更有体系、更具理论性。与同期的道家、稍后的墨家以及秦汉之后的儒家思想相比，《论语》中的思想也具有贴近社会和人的身心实际(如《子路第十三》主张父子互隐)、注重实践、不排斥人们的正当利益诉求、尊重客观规律、唯物辩证、便于实行(墨家与儒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仁爱”是否有“差等”，实际上是平等与否与可行与否的争论。墨家注重的是仁爱价值的普遍平等原则，儒家注重的是仁爱价值的现实可行性原则，有些类似于现今中国大陆关于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取向还是资本主义取向的争论。墨儒之争的孰是孰非，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我们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经验实用、与时俱进、不走极端的特点和优点，虽然不一定适合于革命和战争年代，但很适合于和平建设年代，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今天，《论语》思想的珍贵性自然而然地重新焕发了出来。
《论语》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仁、义、中庸、和、孝、悌、道、礼、正、智、忠、恕、信、廉、耻等概念的含义里面。“道”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称呼，也指良好的执政治国基本原则(“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礼记·中庸》)。“中庸”是不偏离“道”的言行，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第六》)。“和”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最高标准(“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礼记·中庸》)。“正”是国家政治行为的最高标准(“政者，正也”《颜渊第十二》)。“中庸”、“和”、“正”三者分别是个人、社会、国家价值的最高价值。仁、义、孝、悌、正、礼、智、忠、恕、信、廉、耻等都是知“道”、行“道”和达到“中庸”、“和”的具体方法。“仁义”的实质内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康有为先生把孔子的学说称为“仁学”，正确但并不全面。孔子的学说应该称为“和学”。“行道”、“中庸”、“克己复礼”、“致仁义”等等，其实都是为了达到“和”，即社会和谐这个目的。孔子学说的思想核心与最可宝贵的地方是“和”。孔子强调恢复西周礼制，主观目的是也为了“和”;他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至于“仁”、“义”，一个讲的是人的内心，一个讲的是人的行为。“仁”的本质是抑强扶弱，是强调人要有爱心，克制自己的私欲。“义”的本质是助正制邪，是“仁”在人的行为上的体现，“仁”是“义”的内容。但是，“义”不是漫无边界的，必须符合“礼”的规定，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行义不能违礼，孔子强调“君子以义为质(根本)，礼以行之(依礼实行)。”(《卫灵公第十五》)仁义的核心标准是中庸、和、正，任何违背中庸、和、正价值的行为都是不仁义的。
《论语》虽然曾是东亚的《圣经》，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至今仍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它对孔子思想的记录零乱、不系统，致使人们误以为它的思想不深刻、没有体系。黑格尔就是这样认为的;二是中国春秋及之前的时代文字语言深奥、简略，尚未形成战国中后期才形成的丰富、明晰、形式相对固定的表达思想的文字语言系统，加上孔子讲的是口语，弟子们又力图用文字完整记录，形成不文不白的状态，致使后世人们对《论语》中本来就有的好思想没能一目了然地注意到，甚至拿后世的观念去理解孔子时代的常识概念。例如，“小人”与“君子”的概念，在孔子时代大多数场合是没有褒贬区别的，犹如我们当今讲的“领导”、“干部”、“工人”、“农民”一样，但后世的人们往往拿这样的概念说事，批评孔子污蔑劳动人民;三是过去对孔儒思想过于神圣化、功利化，单捡一些小农社会皇权专制政府方便管理社会需要的，或者当时百姓生活交往需要的话来宣扬。例如“四维五常”、“孝悌忠厚”，好比1970年代中期常把“阶级斗争为纲”挂在嘴边一样，而把《论语》中在当时不合时宜的其他丰富而有价值的思想掩盖掉了(这也是导致“五四”之后知识精英们误会、误解《论语》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承认人们追求富裕权利的思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第四》)，先教后富的思想(见《子路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章);济贫不增富的思想(“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第六》);良好个人主义思想(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实施仁义从个人开始，承认个人追求富裕的自由权利，尊重个人的食色本性，鼓励基于仁义的从政自由，强调完善个人人格使社会和谐安定，在《礼记·儒行》中强调树立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这些思想都是积极的，不同于《论语》中隐者的消极主张);应当让好人致富的思想(“善人是富”《尧曰第二十》);道德民主的思想(源于原始氏族民主公社);政权获取财利必须基于百姓有财利的思想(“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尧曰第二十》。“百姓足，君孰不足?”《颜渊第十二》);富民强兵的思想(“足食、足兵”《颜渊第十二》);良法良司的思想(《颜渊第十二》孔子关于听讼的目的是无讼的话，《子张第十九》曾子告诫阳肤“哀矜而勿喜”的话);共同富裕的思想(“不患贫而患不均”《季氏第十六》);平等互惠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第十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善内以吸外的思想(“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第十三》。《季氏第十六》“远人不服”章);社会合理分工的思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第十九》。“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第十四》);执政治国决定于民众信任的思想(“民不信不立”《颜渊第十二》);政权是为了保障社会公正的思想(“政者，正也”《颜渊第十二》);言论自由思想(《宪问第十四》“邦有道”章);任官不问出身而重在人品才能的思想(《先进第十一》“先进于礼乐”章);用专业人员打仗的战争思想(《子路第十三》“以不教民战”章)等等。这些都可以归入他的仁义思想范畴的具体思想，即使用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来观照，也是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的，但却被人们忽略了;四是“五四”以来暴力革命的思想影响太深，致使有思想的社会精英毫无分析地厌恶有仁爱、改良、非暴力思想的孔子学说，不读原著、人云亦云，想当然地以为孔子就只会讲温、良、恭、俭、让，忽略了他的思想中具有对执政阶层欺榨百姓和丑陋人性批判性的一面;五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不是囿于董仲舒专制化、朱熹去欲化、王阳明唯心化等人的话语定见，就是囿于西方中心的话语系统和偏颇成见，致使对《论语》的研究不是太教条、太僵化、太片面、太肤浅，就是不屑一顾;六是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广泛，导致人们对《论语》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有误解，以为其背景就是西周奴隶社会(这也是囿于西方话语成见)。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它的产生还有原始氏族民主公社的背景。而且，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西欧普遍野蛮残暴的奴隶社会也是大不一样的，拿西欧的来套，致使对《论语》的一些话语产生误解，甚至产生不经意的歪曲。例如，孔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要求遵守的对象是贵族、士大夫阶层，平民、奴隶因为做具体生产劳动是不被要求遵守的(国君坐车在途中遇到大夫，便抚式示礼，而大夫也坐车的则下车还礼。大夫坐车在途中遇到士，同样地抚式示礼，而士士也坐车的则下车还礼。而坐车在途中遇到平民百姓，则不用那样抚式示礼，也不要求平民百姓下车还礼。被使用刑法的人不能当上大夫，因为被处以刑罚的人是不能呆在君王旁边的。《礼记·曲礼》)，平常生活有较大的自由，但却是可能被刑罚的对象。到了孔子那里，他主张也用礼来规范平民百姓的行为，不要只讲刑罚(《为政第二》第三章)，这既是一种仁爱、文明的行为，也是一种预防犯罪的措施。不了解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把“礼”与“仁”联系起来，无法理解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法背后的真正原因。后世的人们很少深入研究当时的实际情况，以西欧的奴隶社会历史知识套观中国夏商周有仁爱风尚的奴隶社会，认为孔子倡礼是为了更好地奴化百姓(更有甚者如蔡尚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孔子倡礼是出于想回归他家族过去作为贵族领主阶级的黄金时代。见《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这就好比错把已经发达、有民主自由的西方当代资本主义当作混乱、残酷、非人的早期资本主义一样(其实，阶级和谐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常态，个人对自由发展的不断追求和不断围绕自由、公正、幸福价值追求进行的阶级调和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当掌权阶级压迫剥削其他阶级时，才引起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在破坏历史的同时也使历史跳跃发展。以过去那种无所不能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认识判断中国古代社会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七是以后世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性看待孔子所处的不是小农经济主导的春秋及其之前的时代，导致对《论语》的很多语录产生误解;八是春秋时代中国思想文献资料缺乏，不像古希腊罗马那样丰富，致使对《论语》研究难以全面、深入、准确;九是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配合袁世凯、黎元洪复辟专制搞尊孔运动，把孔子搞得大臭;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又把孔子歪批得大丑，二者广泛地导致人们对《论语》的印象不佳;十是一些人士误解、夸大孔子思想的作用，把中国历史及现实中所有负面思想文化因素的根源都扣在孔子及儒家的头上，误导了人们对孔子思想作出不科学、不正确的认识。而历史事实是，历代专制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骨干思想是法家专制思想，儒家仁义思想是补充，就是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儒表法里”。况且，董仲舒改造孔孟关于君臣、父子、夫妇的思想所提出的，大受统治者重视力倡的“三纲”思想，与孔孟所讲的意思完全相反(《八佾第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这里强调国君与臣下各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不能无限放大。还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第十一》。《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指出，对于无仁道的独夫民贼暴君，臣下可以诛杀，实行革命《孟子·梁惠王下》)，与法家所讲的却相一致(并且，《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放大了孔子等早期儒家基于原始氏族公社的尚无国家、阶级的民主状况和部落联盟公天下的君权观念而产生的非专制的忠与孝思想二者的模糊性，把对待父亲与对待国君完全、绝对等同起来，混淆了家庭伦理道德与政治伦理道德的界线，为君主专制张目;以忠君作为贤臣的主要标准，以能够使臣下顺从作为明君的主要标准;主张不尊重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贤良人士，不任用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智慧人士;否定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尧、舜、禹是圣贤的观念;颠覆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君臣、父子、夫妇互有相应权利、义务的关系准则和孝悌忠顺概念的内涵，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认为尧、舜、禹不忠不孝，与孔孟所讲的格格不入;强调君主有无限权力，与后世戏文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说法差不多)。这是导致后世许多人误认为孔孟思想是专制思想的根源。另外，认为孔子思想是专制思想的最能说服人的理由，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四号一篇文章中所讲“分汉、宋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欲所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的这个话。陈独秀的这个话，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深入研究历史和诸子文献则发现是不正确的。就政治思想来说，儒家、法、道三家相比，儒家的立场是大众的，法家的立场是君主的，道家的立场不明朗。儒、法、道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目的都希望社会安定。但在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措施上各有不同的主张，甚至是相反的主张。儒家主张以家庭伦理孝道推广到国家政治领域(即忠)，实行仁政，宽刑富民，近悦远来。法家主张钳制百姓，扬三纲而卑贤能，苛法刑而弃智慧，行法、势、术以强君主，耕战一体以强国家。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小国寡民，鸡狗之声相闻而不往来。在任用有才能人士方面，法、道两家接近。出于统一政令的相同目的，在忠君问题上儒、法两家有共同点。道家思想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早在几千年前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开头中就有此认识。儒家思想实行起来效果缓慢，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在列强竞争激烈和战争的环境中是不可行的，所以孔子及其思想不受当时诸侯国的欢迎。法家思想可以立竿见影，但太过极端专制，不可、也不能长久施行，秦皇朝就因此而短命，所以汉初就改革，以黄老思想治国，实行休养生息国策。因此，汉武帝独尊儒术而不尊道、法、杨、墨，有吸取秦朝崇尚极端专制施行繁律苛政而导致快速灭亡的历史原因，有现实拨乱反正需要的原因，有儒、道、法、杨、墨自身实践起来优劣不同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实行专制的原因;汉唐以来人们不再称道、法、杨、墨的原因也是这样(可以研究《资治通鉴》、《汉书》》的贾谊奏书和董仲舒的策对)。所以，虽然不能说孔孟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相同，虽然孔孟思想含有容易被专制统治利用的因素，但也不能认为孔孟思想体系是专制思想体系，秦始皇焚书坑儒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儒家们反对秦始皇施行绝对专制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第八世孙孔鲋参加了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农民起义，任陈胜的博士，并与陈胜一同就义。
虽然孔子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误会，但是，我坚信，孔子在《论语》中的思想现在和将来仍然会有很大的价值，仍然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只要不带偏见，不故意丑化，随着人们逐渐增多了解，《论语》必定会再绽光芒。而且，这种光芒已不是科举时代的那种单色的光芒，而是多彩的绚丽的光芒。这是因为：第一，《论语》所讲的多数伦理道德原则具有不偏执一端的人类普适性，西方社会虽然没有像《论语》这样的著作作这样的表述，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行为准则与中国人大体是一样的;第二，《论语》在教育、执政、治国、司法、认知等方面具有方法论意义;第三，《论语》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中国古代法家、道家、释家思想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第四，《论语》的自主、独立的人格思想，以及孔子公天下的君权观和他所讲中庸、和、正的思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兼容性(自由、民主、平等讲的是公民的权利，中庸、和、正讲的是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现实保障和理想实现状态)，对促进我国社会由专制传统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仍然具有思想精神上的促进作用;第五，《论语》对我国在国际上掌握文化自主话语权具有当然性意义。
在新式教育进入中国以前，《论语》是我国学生的必读书，鄙人的家乡至今还有一位老人对《论语》的任何章句都仍然能够随口说出。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对《论语》非常陌生，这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建立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共和、富裕、和谐、幸福的中国特色的有良好影响力的先进的现代仁义社会是不利的。至望遵循孔子“和而不同”、“恕”的包容思想，把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现代基础科技知识，一道列入我国国民教育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如此则国家和民族幸甚。
